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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剽窃与造假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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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剽窃与造假考论

杨师群

 

 

如今中国学术界抄袭、剽窃、造假之势已经锐不可挡,不但许多学者、博士、教授们在干着这种勾当,更有大批校长、院长、官员们也同样在这方面表演得相当出类拔萃。当然,此类问题在西方社会也会发生,但那里如果出现个别学者的抄袭与剽窃,那就是天大的一桩丑闻,剽窃者不但要受到严厉的惩处,更是无脸面在社会上做人!然而在中国,此类事已经为家常便饭,所以就“法不责众”了!作案者也没有多少羞耻感可言。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出现这样独特的风景?这不但是人品、道德问题,其实更是社会制度问题。我们认真探索了一下,在这方面我们的“伟大领袖”早就因为制度的便利而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就。

 

今年第七期《炎黄春秋》上登了赵于平的一篇文章《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其中谈到许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其实都是朱德提出和首创的。如《毛选》第一卷中记载的井冈山打游击时期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许多老人都记得明明是朱德提出和首创的,后来大陆民众却都认为是“伟大领袖”提出和首创的。还有同一卷《毛选》同一篇文章中记载的当时运动战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更是1925年朱德在苏联受训时与教官对话时谈到的,这有当时的明文记载。文章还谈到“朱老总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由19374月和8月的二次延安演讲为根据,并在《前线周刊》上发表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毛是在抄袭了朱的军事思想后,19385月发表《论持久战》。最近蒋百里的儿子提出,是蒋百里率先提出抗日要打持久战,1937年蒋写了《国防论》一书,其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军事战略。然而大陆民众却只知道“持久战”是毛首创的。

 

赵文在叙述许多有关的历史事实中谈到,萧克将军在说起井冈山反围剿斗争历史时说:“展开军事斗争,打破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剿的会剿,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抗日战争中,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指挥了许多战役。解放战争一开始,或者说国共还在谈判之际,19459月,中共中央根据朱德的提议,将十万军队与两万干部紧急派往东北,积极准备内战。同时,朱德“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然后告诉人们:当时“战场指挥主要是朱老总。毛主席是总政委,他擅长的是政治工作……他不是战场指挥家,他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就连长征路上“四渡赤水”诸战役的指挥者都是朱德,而不是毛。然而,大陆民众却都认为1949年之前的军事斗争是完全由毛亲自指挥,朱德只是一位没什么军事才干的挂名总司令。所以当初文革时,林彪会讲这样的话: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而毛还是不同意,反驳说:“为什么缔造者就不能亲自指挥呢?”所以在大陆民众的心目中,毛不但是缔造者,更是所有战略战役的亲自指挥者。

 

赵文告诉人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头是朱德的军事实践”。“所以,科学地讲,准确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称‘朱毛军事思想’。”那么,为什么以前人们只知道毛的军事思想而根本不知道还有朱德军事思想呢?为什么毛剽窃了朱的军事思想而不注明一下呢?尤其是中共建制后的数十年中,在毛的《毛选》指导下,在所有的有关出版物中,人们基本不提朱德在数十年所谓中共革命中的思想与功绩,以为朱德是位极其平庸的总司令,而只知道毛的所谓伟大思想与伟大功绩。如今,才来“拨乱反正”,那么又如何来裁判毛的剽窃罪呢?尤其是为什么毛能如此得逞?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研究者、革命史研究者及有关的学者、教授们都会帮着毛造假?这难道仅仅是个人的品行问题吗?是否可以说我们的这种制度就是造假的根源,不是吗?

 

第七期《炎黄春秋》上还有庄重的一篇文章《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指出《毛选》第四卷中的这篇东西“那是我写的,不是毛主席著作”。 然而《毛选》的题解却这样说:“这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这样的欺骗还有多少?尤其是19663月《毛选》第四卷出版之时,毛难道没有看到?看到了还不知羞耻地不加改正?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此类事情何止一件?毛早已习以为常了。那么作者为什么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才提出来呢?文章说得也非常清楚:“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烧身,株连九族。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其实,古代皇帝剽窃文人作品的事倒还真不多见,而我们这个时代却司空见惯。

 

前段时间,有位军队转调来学校的老师告之我这样一个故事:这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话说有消息传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准备安排半年后视察《军报》,这使《军报》领导得知后相当紧张:如何迎接这最高规格的视察?尤其是上面指示,需要写一篇有关中央指导《军报》工作的讲话,于是老总便下令二位报社的笔杆子起草这份重要文件。足足半年时间,这份讲稿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几经折腾,总算完稿。那天,最高领导人来到报社,视察过后便读起了这份讲话,讲完后并以他的名义在报上发表。第二天,报社开展了学习最高领导人讲话的运动,那两位起草这份讲话的编辑,没想到自己写的讲稿,如今还得写学习心得,真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由是我们联想到,《毛选》中到底还有多少抄袭来的思想和剽窃来的作品?还有多少是事后加工,或者说有相当造假成份的作品?我们知道,《毛选》出版或者毛著发表时,不但有大批党的理论精英们为之修改,甚至有大批文字工作者为之润色。一些讲话之类的文章,不但延后年余日发表,甚至发表时也早已不是当时的样子。一句话,为了造神,全国有多少学者、教授在为此而操劳、惶恐地“工作”?尤其是那些领袖的大秘书们,在极其风光的地位背后,你们又有着如何的难言之隐?甚至一些秘书为主子写稿几乎鞠躬尽瘁,然而却下场可悲,如田家英、陈伯达之类的故事就令人不寒而栗……题外话就不多说了。总之,这方面领袖的表率作用和制度的逼迫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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