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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回“胡适”比做一百回“鲁迅”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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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回“胡适”比做一百回“鲁迅”更危险!

傅建华

    

  做胡适危险呢,还是做鲁迅危险呢?胡适勇敢呢,还是鲁迅勇敢呢?共产党的教育刻画出的是一个这样一个对比鲜明的形象——

  胡适,一个猥猥琐锁的老头,帝国主义的狗头军师,有一幅漫画是这样的,胡适被画成一条狗,带着狗圈,还有狗链,牵绳子的有好几位,有美帝,也有国民党反动派,确乎是鲁迅所描述的“叭儿”的形象。

  鲁迅呢,则意气风发,或坐在灯下秉烛夜书,书写无限神圣的革命诗章;或是向前方奔跑;或是横眉冷对反动派;或是被革命青年簇拥环抱,总之,确乎是一个战士的模样。

    

  慢慢的,有了一点信息的搜集能力,有了一点反思的能力,有了一点辨识的能力。知道胡适先生并不是那么坏,也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慢慢地又知道其实他还是一个好人。但潜意识中:他的“懦弱”形象总是顽固地扎根在脑海中,似乎是一种很难移植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或许是没有读到胡适先生的著作,或者是我们人类习惯性的线形思维:总是以为好脾气的人就是“不勇敢”,就是很“软弱”,就是无原则的老好人。后来,读了胡适先生的著作,这个顽固的偏见终于缓缓地移开了。

  

  “岂但反日会的问题吗?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 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无论什么学校,外国人办的只须贴上“文化侵略”字样,中国人办的只须贴上“学阀”“反动势力”等等字样,也就都可以封禁没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

  “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 —— 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 —— 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人权与约法》)

      

  直到我真正读到了胡适先生的著作之后,我才知道:不但胡适先生很勇敢,而且比某些所谓的战士更勇敢。像以上酣畅淋漓的文字,我读遍某战士的所有杂文,竟未发现一篇。

    

  而胡适先生尤为令人称道的地方是:他从不肯用笔名,不像某些人那样,他的一贯主张就是坚定地用真实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批判政府的文字;他发表的文字材料所依托的都是来源有根据的真实事例,不像某些人,专肆道听途说,以谣言充斥于自己的杂文;他总是把批判的利器投向政府以及最高当局甚至是最高当局的最高领导人,不像某些人,永远把斥骂送给普通民众甚至是争自由的战士;他总是以光明可见的文字投向执政者,不像某些人,只会含沙谢影,对统治当局采用摇摆不定的的骑墙方式(对老百姓则是另一幅嘴脸);他从来不屑于获得安全后才来批判政府,总是在独裁者的火力范围内展开搏杀,不像某些人,只会站在国外或租界里展开批评。他在勇气的指数方面,样样超过某些人,所以他的勇气超过某些人实在太甚太甚。

  

  而他是诚实的、理性的、中道的而且是不屑炫耀的。某个战士,据说上了一个50人名单的通缉名单,就大喊大叫,好像自己受到了多大的迫害一样。而不带钥匙的炫耀更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看来,勇敢的胡先生是一只光下蛋不肯叫的母鸡,可笑的是某人下了一个蛋或者还没下蛋就叫开了。比如:在通缉方面,早在人权运动之前,广东、湖南军阀都扬言要缉拿胡适,他们甚至动辄称他“胡匪适之”,我们的适之先生没有炫耀般地喊叫;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捕杀后,我们的胡先生继续在枪口的威胁下办《努力》周报,直到被军阀查封,但他依然没有炫耀;某位战士连续到香港演说,诉说自己如何被港府迫害,其实呢,是查无影的事情(或仅仅遭遇了一些纸面批评就叫得像个受害的烈士一样),我们的适之先生在广东中山大学被禁止原来预备好的演说,广东省的国民党领导人提请捉拿胡适,我们的胡适先生没有以此炫耀自己的勇敢和“受迫害”。确实,下蛋的鸡反不叫,那些不肯下蛋的,叫得比谁都欢!

  

  而我们的胡适先生的勇敢还不止这些,在北伐正在进行之时,在陈炯明已经失败之时,在孙中山正在上升之时,在他依然尊敬孙中山之时,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批评孙中山的某些行为,被孙中山记恨在心,这要多大的勇气呀,环顾中国,肯这样不顾世故地批评孙中山的没有第二个人。他的勇敢被愚民的政党所遮蔽,被他自己的宽厚慈爱所遮蔽,他却不在乎别人和尘世对他的偏见和误解,这不但要有莫大的勇气,更要有莫大的胸怀。

  

  再回到通缉方面,我们的胡适先生可没有上“50人名单”,他上了单独的一人名单,以一人之力,掀翻了中国国民党的头盖。中国国民党恼羞成怒,不但警告并扬言捉拿胡适,还发动御用文人写出了围剿文章《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并且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开展一场意识形态的保卫战(相当于现在臭名昭著的保鲜运动)。某些战士可从来没有这样令独裁的党国这样狼狈过。可是,战士和他的传人竟然说:这是焦大,是奴才的献媚。只可惜这些战士打起的小水花远远少于“奴才”所掀起的狂澜,于是这个战士也很可疑。

    

  现在,我们回到这场波澜巨大的人权运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华民国乃至现今最高意义上的政府批判,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如此直言不讳、明确有力、旗帜鲜明并且全盘性地系统性地发出了这样的批判。他是知识分子批判独裁政府的最高峰,某“战士”不及,他的传人们更不及。我们真正的不显耀的大勇士胡适先生在那场运动中全面地批判了国民党的独裁根基;显示了普世的人权价值观念。

    

  在那场运动中,他写下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把三民主义中不合民主价值的东西通通剔除,直接点名批评孙中山、点名批判最高领袖蒋介石,直接全盘性的批判国民党和它所代表的国民政府中一切不合人权民主价值的元素。

    

  他说:“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在老虎和太岁头上动土,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有战士称号的世故老人是绝对不会干这种有莫大风险的事情。反正根据中国人的习惯性认知:脾气火暴一点,多骂几个中国草民,解剖一下所谓的国民性,就是躲到壕沟里,也有大量人来认他“勇士”的称号的。况且,胡先生脾气太好,这就会造成:无论他如何勇敢,人们总会习惯性得认为他是“懦弱”的。

  

  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胡适先生说:

  “国民党的中宣部长叶楚伧是反动的”

  “国民党的中宣部是反动的”

  “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是反动的”

  “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是反动的”

  “正告中国国民党,要领导中国就必须立刻停止党化教育,立刻停止对言论自由的迫害”

  “否则,就是把我烧成灰,我还要给国民党上反动的缢号!”

    

  这是何等掷地有声的言语呀,又需要何等豪迈的勇气,哪像小肚鸡肠专门拿一般民众开唰的“战士”呢?难怪晚年的李慎之读到这些文字之后,才恍然醒悟!

      

  著名的杂文家焦国标,有某些读者赞誉他为“小鲁迅”。焦国标写杂文数百篇,赢得了勇士的称号,但在他的那些杂文岁月里,他是很安全的,而且还可以赚稿费,如果他沿着“鲁迅”的发展方向走下去,他现在还在北大当教授。

    

  不幸的是,他后来效法了胡适,只效法了一次,不,仅仅是局部地效法了一次。他也像胡适当年那样,喊了一嗓子:

  “XX党的宣传部是反动的”,然后,他就玩完了,被开除了,也不能再写杂文了。

    

  焦国标的案例雄辩地告诉我们:做“鲁迅”容易,做“胡适”难;做一次“胡适”比做一百次“鲁迅”更危险;做一百次鲁迅,他“活”着,仅仅做一次胡适,他就“挂”(被开除,并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了。

    

  胡适,对极权者是危险的;学胡适,对那个学习的人,也是危险的。

    

  当焦国标仅仅在学鲁迅时,对极权者是是安全的,对焦国标也是安全的;当他仅仅效法一回胡适时,极权者就感到了危险,而焦国标本人也是危险的。

    

  同样,当李慎之老人仅仅满足于鲁迅时,他还是一个革命干部,政权是放心的;当李慎之老人开始转向胡适时,他就自动地变成了异己分子,政权是要打压的。

    

  当今中国,鲁迅式的杂文遍布报刊杂志;而胡适一针见血的批判,却打着灯笼也难找。谁最能给极权者带来危险,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谁最勇敢,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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